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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兵张国伟（音译）是一位双性恋者，现年76岁，正是颐养天年的年纪。“退休后过上这样的生活，我已经很满意了”，这位1994年退伍的军医如是说。 因为张国伟退休前是军官身份，所以他能拿到1万人民币每月（约合1440美元）的退休金——他和男友住在中国中部湖南省的小城市常德，拿的退休金是当地平均水平的五倍。张国伟在2003年与妻子离婚，一年后在网上邂逅了比他小40岁的吴先生，并结为终身伴侣。张国伟告诉《第六声》的记者：“我希望他能一直陪我过下去。”说这话时他刚结束掉当天的锻炼。 根据张国伟的讲述，他是一位双性恋者，但喜欢男性多一点。2003年出柜时，他的前妻和两个女儿都表示理解和支持。他准备在自己去世后把财产均分给女儿和男友。他说：“我两个女儿同意跟吴分遗产，因为我晚年一直受吴的照顾，这她们也是知道的。” 这对忘年恋从2005年起同居至今，住在一处政府为离休的部队干部及其家属提供的公寓里。这栋10层高的公寓楼里居住着十多户老兵，有的年届花甲，有的已是耄耋老人，有的独自居住，有的与老伴同住。 吴先生刚搬进来时，张国伟跟邻居说吴是他在网上认识的“干儿子”，也就是养子。（在中国，“干儿子”指的是未被正式收养的男性，不涉及法律或宗教问题。）74岁的陆士泽（音译）住在他们楼下，“我总觉得他们可能是同性恋。”他回忆道，“但这是私事，轮不到我去问。 “我不管他是不是同性恋，我对他的看法都不会变。我们都已经70多岁了，除了健康快乐，还有什么好在乎的？”——陆士泽（音译），离休干部，现年74岁 像许多老兵一样，张国伟也在去年写了一部218页的自传，还拿它和其他离休干部分享人生，书里面就有谈到他怎么认识到自己性倾向的事。邻居们都很理解他。张国伟说：“楼上楼下都知道我们（的关系），但没有人说闲话，也没有人故意为难我们。” 陆士泽以前没接触过任何同性恋或双性恋男子，但他佩服张国伟的勇气。 他说：“我不管他是不是同性恋，我对他的看法都不会变。我们都已经70多岁了，除了健康快乐，还有什么好在乎的？” 中国正在急速老龄化。据民政部统计，截至2015年底，60岁以上人口已占到全部人口的16%，而且这一数字无疑还会增长。人口数据的变化给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带来巨大的压力，其中大量人口老无所依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。  两位老年男性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象征性的婚礼，2013/1/30，ChinaFotoPress/VCG 数十年来的“计划生育”政策使得即使有孩子的老人也得自力更生，因为独生子女没办法同时赡养两位父母和四位祖父母。因此膝下无子是许多老人不得不去适应的问题。 56岁的温小军（音译）目前单身，膝下无子。因为讨厌老家浙江东部冬天寒冷的气候，所以十一月从公务员的岗位退休后，他马上就租下了三亚的一套公寓，打算在这海南岛的南部上住六个月。温小军告诉《第六声》的记者，“大概我心里还住着个年轻人，而且我没有儿女，所以现在刚好可以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” 老龄LGBT群体也和其他老年人一样，想要按自己的意愿过上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。他们希望退休后可以把精力放在真正所爱之事上。 然而，约会对老年同性恋来说并不容易。温小军解释道“年轻人的话，一见面就接吻上床，他们没几分钟就爱上对方了。但我们找的是意气相投的灵魂伴侣。” 与温小军类似地，同志圈里的阿山（音译），今年62岁，也认为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找到伴侣。他有稳定的收入，在广州有一套公寓，养老金每月5000元，但已经单身四年，所以他觉得是时候认真考虑找一个老伴了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向他的同志朋友出租家里的卧室，这样他们在家里能有个照应。 大多数阿山这一辈的同性恋和双性恋者直到21世纪接触到互联网之后，才开始了解自己的性取向。甚至在80年代末，阿山在美国工作时，都拒绝承认自己是同性恋，因为那时他在中国听到任何有关同性恋的话题要么和艾滋病相关，要么就是暗示同性恋是件不光彩的事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阿山笑着说，“我当时是被洗脑啦。” 过去两年来，阿山一直致力于同性恋者口述历史的项目，记录下了生活在广州的老年男同性恋者的故事。他走访了60多个年龄在60到90岁的男同性恋，他们见证了中国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时刻。阿山说“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，关于中国LGBT人群的重要历史就很可能要流失了。” 大多数男同性恋者都已经结婚，至今也没向家人出柜。阿山无奈地表示“他们白天会去一个约定好的公园找其他男同性恋者聊天，释放本性，但一天结束后，他们就得回家承担自己的家庭义务。” 阿山父母在世时，他从未有勇气向他们出柜，但就在他母亲去世的后一年，同性恋在中国终于不再被定义为精神疾病。 与男同性恋和男双性恋相比，中老年女性更难讨论或公开她们的性取向。今年45岁的余诗（音译）来自四川省成都市，她从2010年就致力于中国年长同性恋女性口述史的工作。然而她表示很难找到参与者，劝说她们分享。 “中国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处于弱势，很少有机会为自己发声，”余诗说，并补充讲道：六年来接受采访的30多岁的女同性恋者里，只有一个向家人坦白性取向。即使是有女伴的，很多也不会和自己的丈夫离婚。“中国人非常看重面子。如果你有孙辈了又要离婚，会很丢面子。”她说。 余诗和她四十岁的女朋友已经在一起生活了12年。由于同性婚姻在中国仍未合法化，即使确定了长久的恋爱关系，她们依旧不能享受正式结合对象的安全保障。通过立遗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，然而法律、医疗授权等方面的问题依旧存在。 据余诗所言，一些单身且膝下无子的老龄LGBT人群已在考虑建立仅属于他们的安居之所。在那里，他们能共同居住、互相照顾。虽然他们不排斥一般的护理所，但余诗说“他们更想住在能敞开心扉，与他人分享经历的地方”。  2013年12月22日，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在上海的某活动中拥吻。图摄：孙山（音译）/第六声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孩子分居，中国的养老设施也在与时俱进，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。政府鼓励面向私人养老院的投资，然而至今，仍没有专门为性少数人群开设的养老院。 公众很少将眼光投向老龄LGBT人群的需求。而来自北京，今年50岁的双性恋者王安可（音译）说，LGBT人群自我维权的奋斗还不够。“我们几乎是透明人”，她说。 王安可在1990年和丈夫结婚，并打算和他共度余生。虽然拥有幸福而幸运的生活，她认识的大多数老龄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都对老年生活非常悲观。“她们孤单而且缺爱”，王安可表示她们宁可孤独终老也不愿意在养老院中伪装自己，“哪怕死后也只有孤独与她们为伴。” 虽然一些老龄LGBT人群倾向于特设养老院，阿山反对建立独立设施的想法。“从长计议，LGBT人群不应该把自己锁在‘安全屋’里”，他说，“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大环境、一个能够让我们自在地在社区中生活的大环境。” 本文的英文原文获得2018年第七届中国彩虹媒体奖最佳英文类报道奖，这是SIXTH TONE创刊以来首次获得此项荣誉。（SIXTH TONE 作者/Fan Yiying）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