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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久以来，东非社会对性少数者的厌恶感，除了赤裸裸地对同性恋者人身攻击外，甚至用立法的方式，以国家机器压抑多元情欲性自主的空间。但非洲人天生恐同吗？其实并不然。 如果我们的公民是同性恋，那他应该被判处终生监禁。如果他是个外国人，那应该用石头砸死。 和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性别平权进步浪潮相比，东非的社会氛围对当地的同性恋者来说，可能就如同吉力马札罗山山顶的空气一样窒息。长久以来，东非社会对性少数者的厌恶感，除了赤裸裸地展现在对同性恋者的人身攻击外，甚至也以立法的方式，以国家机器压抑多元情欲性自主的任何空间。 为什么同性恋无法见容于非洲社会？难道非洲人天生恐同吗？其实并不然。 一般讲到恐同，多半是将同性恋情欲与同性间性行为两者绑在一起，透过谴责同性间性行为“不道德”或“违反自然”，来污名化同性恋情欲。然而，在传统的东非文化里，性倾向跟性行为两者，却不存在着必然的关系。 以东非的坦尚尼亚为例，早在1860年代有关于该国东部的文献里，就有提到部分当地部落有着高比例的男性间性行为。 1930年代的文献也显示，坦尚尼亚南部与马拉威北部等前德属东非地区的Nyakusa族，男性在与女性结婚前，和其他族里的男性，亦会以发生性行为来作为亲密关系的展现。与异性的交配为一种为部落里生育后代的作为，并不必然跟守贞或伴侣等概念框在一起。把同性恋性倾向径渭分明地与异性恋区隔开来的概念，反而是因为与阿拉伯及欧洲远洋贸易商旅的接触，才从外界传入。
在传统的东非文化里，性倾向跟性行为两者，不存在着必然的关系。直到英国、葡萄牙与荷兰等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东南非洲时，这块土地上的性少数族群处境才开始发生变化。 换句话说，在19世纪前那个基督教跟外国殖民者还没有发展高度组织化力量的时代，无论他是原生于当地传统文化习俗，或是透过与外界的交流而传入，多种情欲的实践早就存在于这块土地上，并且得到相当程度的容忍。习俗里存在对于不同的生命阶段从事不同样貌性行为的规范，却鲜少会责备特定性倾向，更遑论恐惧。 直到英国、葡萄牙与荷兰等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东南非洲时，这块土地上的性少数族群处境才开始发生变化。天主或基督教教士的海外宣教趋力，和殖民者亟欲有效地启蒙未开化非洲人的需求，成为一种在非洲推展现代性下的共谋。过去这块土地上多元的性倾向，也随着镶嵌在基督教与欧洲中心主义下的去野蛮启蒙思维，开始被冠上不道德或兽性的污名。 在宗教与道德治理的双重考量下，任何被白人认定为“不正常性欲”的行为，都在具有浓厚宗教语言的殖民地律法里被禁绝。而男性间性行为的发生，在欧洲人狭隘的想像里，就与男同性恋性倾向划上了等号。压抑男性间性行为，也顺理成章地变成压抑男同性恋者。
男性间性行为的发生，在欧洲人狭隘的想像里，就与男同性恋性倾向划上了等号；压抑男性间性行为，也顺理成章地变成压抑男同性恋者。 殖民者的姿态：异性恋霸权 任何人意图与他人进行违反自然法则的性行为、与动物发生性行为，或是允许另一名男性对她或他进行违法自然法则的性行为，即属犯罪。处3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。 然而，高压政策并非一直都是殖民者在这块大陆上的治理基调。随着19世纪末西方医学把同性恋视为一种性欲倒错的疾病，同性恋情欲在被疾病化的同时，也某种程度上不再如过去般被视为后天个人选择下的道德错误。殖民地政府对于同性恋者的处罚，亦不再如过去那么地严苛。 甚至在1930到50年代的南非开普敦、德班等较为欧化的大城市，还出现了过女装变装的男同性恋与跨性别次文化。而在盛产矿物的南非多个矿场等，殖民者对于频繁出现的男性间性行为，亦展现出一定程度的默许。以坦尚尼亚为例，虽然对同性恋处以重刑的法令早在殖民时期就存在，但是实际上根据这项法令而被逮捕并处刑的人，在近代以前却是少之又少。 对同性恋宽容的黄金时代并未持续太久。随着二战的结束，同性恋在东非的处境再度恶化。这一次的推手，是性别化的非洲民族主义，以及急遽扩张的外来基本教义派基督教会。
曾经，南非开普敦、德班等较为欧化的大城市，也出现了过女装变装的男同性恋与跨性别次文化。
对同性恋采取高压政策并非是亘古不变的治理基调，曾经，这块东非大陆也有对同性恋表达宽容的温和时期。 谈到东非土地上恐同与民族主义在东非产生连结，其中一个起源，是前英属罗德西亚的白人政权。随着殖民母国力量在二战后的急剧衰弱，以及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，罗德西亚的白人正面临到少数统治正当性濒临瓦解。黑人在见证了两次大战下白种人的崩坏后，早已不再相信其灌输的种族优劣阶序。 在这样的脉络下，独当一面、阳刚、勇敢，在某方面来说近乎美国西部牛仔般的性别气质，成为了1960至70年代罗德西亚白人统治阶层里，一个被建构出来，用以重建白人道德统治高度的种族想像。对那些不符合阳刚性别气质，损及“白人统治者的道德高度与文明形象”的白人男同性恋者，则随着与黑人武装运动日益白热化的斗争，而采取更严苛的刑罚来压抑。 在罗德西亚白人政权于1970年代末终结之后，透过排挤性少数来强化我族认同的压迫手段，却没有因此在东南非洲消失。深受白人优越主义影响的非洲人，也内化了白人论述里“异性恋作为唯一文明且道德的情欲”观念。独立后亟欲证明与白人一样具有治理国家能力的非洲本土统治者，因而无缝接轨地将前述独尊异性恋情欲与阳刚气质的种族主义论调，挪用在建立非洲民族性的认同上。并将男同性恋者，打成妨碍非洲人振兴的败类。
历经殖民与独裁政权的“洗礼”，同性恋被严苛的刑罚压抑。图为乌干达同性恋平权运动者，喊着我们要和平，却遭警方驱离。 这点在辛巴威独裁总统穆加比身上可见一斑，他说： 我对于同性恋社群感到极为愤怒，他们与我的良知严重违背，是一群不道德且令人厌恶的人。他们既违反自然规律，也违反我们非洲社会传统文化。 ......我们必须致力于重振那些让我们之所以够格作为人类的传统价值观，绝对不能允许这种（同性恋）动物般的行为在我们的社会发生。如果你们看到有人自称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，请把他们抓起来，交给警察！ 同性恋不只是一种个人的情欲选择，更被用来当作一个西方和传统非洲价值观之间的尖锐区别。而将同性恋塑造成一种西方外来的产物，也让打击同性恋成为一种对抗殖民主义，彰显非洲民族性和自我价值的方式。 在民主不彰的东非，透过打压“不道德”且“愧于作为一个非洲人”的同性恋者，更能让执政者借着激化社会对少数人的矛盾，转移施政不力的压力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。 “反对同性恋情欲”，成为区域内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族认同建构里，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。
东非版的护家盟：肯亚也曾经发生激烈的反同运动，其主张同样是要维系“家庭价值”。
在民主不彰的东非，打压“不道德”且“愧于作为一个非洲人”的同性恋者，也成为独裁执政者激化社会矛盾，转移施政不力的一种统治手段。 保守教会的纯洁乐土：立法禁止非洲同性恋 外来基督教会晚近在非洲的蓬勃发展，更是性别化的种族主义氛围下，让恐同氛围得以迅速在民间扩散的一股高度组织化的力量。 在1910年代萨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，只有9%的人口信仰基督宗教。这个数字在过了100年后的2010年跃升为63%。在东非，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构成了当代主流的两大信仰。基督教在这块土地之所以能快速扩张，与1970年代后来自美国的福音教派，有着紧密的关系。当信仰伊斯兰教的乌干达独裁者阿敏（Idi Amin）于1979年被推翻后，伊斯兰教在乌干达被取得政权的反阿敏势力严重迫害。宗教势力的翻转，也让美国福音教会，开始有在东非土地根植影响力的机会。 夹带着现代医学与人道援助进入这片土地的教会，很快的就得到了这百废待举的国家里多数人的支持。在非洲的传教却随着慈善发展工作，随着人们因为卫生条件被改善，物质匮乏的处境被解决，而得到长足的进展。人们在感激教会的协助之余，也接受了福音教派传播的激进保守性别论述。 随着1990年代美国LGBT平权运动风起云涌，保守教会在美国逐渐失势之时，非洲成了这些被淘汰且过时的宗教势力，一个相对大有可为的“纯洁乐土”。而美南浸信会牧师帕特．罗伯森（Pat Robertson）创立的基督教广播网（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，CBN），更是透过旗下的广播与电视频道，在非洲社会传达保守基督教观点的意识形态。 CBN与教会，在草根人道援助与流行文化的两个层次上，合力建构符合基督教保守教义的社会规范，罗伯森甚至在CBN主持了一个名为“700 club”的节目，透过节目散布对LGBT不利的言论，深植人们对于性少数的恐惧。倍感讽刺的是，基督教基本教义派无孔不入地散播恐同思维的举动，竟与当地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意外地合拍。
外来基督教会晚近在非洲的蓬勃发展，更是性别化的种族主义氛围下，让恐同氛围得以迅速在民间扩散的一股高度组织化的力量。图为美南浸信会的年会活动，雕像是著名的浸信会牧师葛培理。 从非洲基督教会对同性恋者的论述里，其实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：作为百分之百的外来者，教会却总能堂而皇之地，将基督教义与东非本土文化两个看似冲突的东西结合，营造出双重正当性的反同论述——东非传统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，非圣经所允许的事务，也就不属于东非传统文化。 当代非洲人身份认同的构建中，“身为异性恋”和“信仰基督”两者，被教会操作为不可分割的必要元素。这种思维下，神职人员会告诉你：非洲是基督教最后的一片净土，绝对不可以被不道德且来自西方的同性恋陋习给污染而蒙羞。 然而，任何熟知欧洲殖民者大猎非洲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基督宗教跟多数非洲地区的传统文化之间，其实是矛盾的。以宗教之名，对非洲传统部族巫医等传统部落核心的泛灵信仰神职人员，所进行的中世纪式猎巫迫害，到现在还频繁地在这块大陆上出现。 如果不是基督宗教在这块土地长久以来透过殖民者国家暴力，相当程度摧毁与压抑了非洲当地传统信仰体系，并透过战后各种慈善与国际援助，在非洲社会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强力传教等背景因素，“传统文化”的话语权也不会被基督教绑架，而变成一种纯然架空于史实，由外来者在幕后操弄的非洲本土论述。 基于性道德意识形态的相似性，福音派教会与前述非洲国族主义者之间，亦建立了共谋关系。介入国家政策制定来伐害同性恋者人权的行为，更随着其信仰势力的扩大，从乌干达陆续扩散至肯亚、坦尚尼亚、辛巴威等东非其他国家，甚至远到西非的奈及利亚、甘比亚等国家。
随着东非当地LGBT社群缓慢茁壮，保守势力眼中的“异性恋净土”开始受到挑战。如乌干达LGBT运动，在2016年来到第三届，从“Mr and Miss Pride”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人，将成为年度代言平权运动的“大使”。
和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性别平权进步浪潮相比，东非的社会氛围对当地的同性恋者来说，可能就如同吉力马札罗山山顶的空气一样窒息。但近年平权意识声音总算浮出，除了乌干达，肯亚也开始有组织性的同志平权运动（如图）。 随着2000年后性别平权运动在欧美与亚太的遍地开花，教会更为担心会失去对非洲社会的控制。这也促使其更加积极地把对同性恋者的压迫，偷渡至非洲国家的立法进程里：1998年，坦尚尼亚政府便通过性犯罪特别法案，将过去刑法里的犯下不自然性行为罪的刑责，从14年大幅上修至3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（虽然加重同性间性行为的罪责，但该法案却也禁止了女性割礼与人口贩运）。 而当2010年，辛巴威准备起草新宪法时，前述CBN的创办人罗伯森牧师旗下的律师事务所——美国法律与正义中心（American Center for Law and Justice, ACLJ），在非洲成立了据点，来作为训练东非当地的法律工作者游说立法机关，把带有基督宗教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写入法律的机构。 ACLJ的执行董事Andrew Sekulow甚至愿意提供坚决反同的穆加比总统政策游说上的协助，让其得以成功地让辛巴威社会以压倒性的支持票数，通过将禁止同性婚姻等条文纳入新宪法。 随后乌干达亦在2014年修法，将同性性行为的刑事处分从14年以下有期徒刑改到无期徒刑；西非的奈及利亚也于2013年，通过的禁止同性恋婚姻法案，这些立法运动的背后，都有着福音教会非常强大的政策游说力量在支持。 如今，即便是在对同性恋者最宽容的南非，也遭遇到保守势力激烈的反扑。南非在2006年透过修法，成为非洲大陆上唯一允许同性恋者享有注册结婚权利的国家。至此之后，各种试图再次修法的恐同动员，便从没停止过。 今年12月12日，以保守福音派教徒与天主教徒组成的南非国家婚姻组织，更发表了“开普敦宣言”，意图透过成立全球性的反LGBT团体——国际家庭组织（IOF），来串连起各国反LGBT势力，强化反对性别平权组织之间的国际支持网络。 IOF在南非等国发起连署，要求政府“抵制西方日益增长的文化帝国主义，以及带有殖民色彩的婚姻意识形态”，并已获得两百万人的连署支持。这也显示出光有进步的立法，而没有积极去歧视的社会工程，性少数者的权益仍就会一直处在威胁中。结构性的同性恋歧视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于这块土地上横行无阻。随着近代西方世俗个人主义观念下性自主意识在这块土地的启蒙，保守势力眼中的“异性恋净土”，正随着LGBT社群在打压中缓慢的茁壮，而日益被挑战。保守势力的压迫的力道，也在近代更加蛮横。 东非社会虽然已经不再如过去频繁发生将同性恋者杀害的事件，然而极端反同的社会氛围，却始终竭尽所能地扼杀同性恋者的人权。 东非性别平权的路，至今仍走得步履蹒跚。 来源：心同网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