密陶说，“单位知道我的情况后，我很怕周围的人伤害我的家人，打算举家逃离南京，后来什么也没发生。很多恐惧是想象出来的，而想象的恐惧是最恐怖的。”他是江苏的一名司法公务员，婚后明确自己是同性恋，现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和稳定男友。也许是国内唯一出柜的公务员。他曾在网上高调为同性恋群体发声，在单位出柜后也曾深陷恐惧。组织上对他进行了审查，结论是：密陶是个好同志。
清华计算机系毕业，在网游公司工作数年后考入音乐学院，已向母亲出柜。“我觉得同性恋在中国主要不是歧视的问题。”他说，“而是与传统家庭模式无法兼容的问题。比如说初二回娘家，我和我男朋友该回谁家呢？”袁野说。
阿根和家宁年轻时就是好朋友，当时阿根在浴池搓澡，家宁卖炒田螺，他们曾是东北早期的变装艺人，先后南下谋生。现在阿根是一家夜场的老板，家宁是一名变装艺人。“90 年代我们反串表演时候经常遇到警察抓小姐，他们把我们也当成小姐要抓，我撒腿就跑，警察还在后面喊：‘哇，这个小姐跑得好快！’”阿根和家宁回忆起工作经历时说。
阿麦是一名律师，她经历过形婚（与男同性恋假结婚）再离婚的过程。出柜后，母亲一度与她断绝关系。“（形婚）婚礼当天，新郎的男朋友开了间房等他，我们闹完洞房，他们就一起走了。”阿麦回忆她的结婚经历。
唐柯和乌龟在图片社交软件Instagram上认识，是一对异地情侣，乌龟在山东的医药外企做白领，唐柯在重庆做游戏设计师。乌龟的出柜铺垫了5年。“终于有一天在qq上对我妈说‘我是同志’。我妈没听懂“，乌龟说，“我妈回我一句：‘我也是同志’”。
Thomas来自法国，而饺子出生在山东农村，是一名独生子。两人计划2015年夏天在法国结婚，他打算婚后带着自己的爱人回家，以一个完整的家庭向家人出柜。
梦娇是一名在读研究生，来自浙江义乌的一个城镇。“在我们那个小地方。”她说，“出柜是不可能的。”她尚未出柜，曾苦恋一名直女。
吴如平如今已经离婚，但与前妻如兄妹互助般生活，他们的女儿已经上大学。吴如平说自己拖了妻子8年没有过性生活，“在这一点上很对不起她”。
Grant是在70年代末偷听国外电台知道“同性恋”一词的，他花了30年的时间完成自我认同，期间与父母哥哥决裂，如今独自生活在上海。
唐龙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城镇，年轻时从未遇到过同性恋，上网之后才明确自己的性向，并且与妻子离婚与鱼丸在一起。“我们的事从没和女儿说过。今年暑假她要来找我玩，还安慰妈妈说她早就知道了，说‘这没什么，《盗墓笔记》里都写过。’”唐龙说。
咸鱼现在是一名酒吧老板，她之前做过城管，之后下海经商。卡蒙是一名越南华侨，曾经是业余赛车手，现在与咸鱼共同经营彩虹酒吧。“我觉得我不是喜欢T，我是喜欢她（咸鱼）这个人。”卡蒙说。
小新和小涛得到双方父母认可和祝福，双发家庭现也已结为亲家。小涛对母亲出柜时说，“妈，我有喜欢的人了”，他的母亲问他对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。小涛说你为什么认为一定是个女孩子。“什么，她结婚过了？”她的妈妈反问。
张锦雄是香港的一名演说家和公益人。20岁时，张锦雄检测出感染艾滋病，从病危到痊愈，张与艾滋病共生20年，如今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张锦雄说“很多人问我，感染者怎么过性生活。No做NO DIE？每个人都要做好保护措施。当病毒水平完全控制住，感染者一样过性生活。
亮亮和李刚已经一起生活了10年，在上海购房。亮亮是一名发型师，李刚则是一名报社编辑。李刚说，“刚来上海时，我在江西路一个报亭前等车，有人在背后蹭了我一下。后来才知道，在封闭的年代，那个报亭是上海同性恋者的一个接头点。”他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跟异性恋并无不同。
“如果儿子是同性恋，我亲手杀了他！”枫灵爸爸曾说。枫灵爸爸曾经是一名新疆知青，46岁得子，枫灵是整个家族里的独子。父亲的阅历让他渐渐理解枫灵，现在一家三人住在一间房子里。母亲在参加过同性恋恳谈会之后也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，在她看来，儿子可以健康幸福的活着，已经足够。许多父母面对同性恋的孩子，都经历过从震惊、不解到难过、纠结，最后接纳的过程。2001年，中国医学界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去除。同性恋者约占人口比例的3%，给予他们更包容的社会空间，让更多人走向白天。
